我在纽约上西区有一套公寓。这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地区——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以我家为半径的一英里范围内，每英亩大约有100名居民，或者说每平方英里有6万多名居民。这里人口密集(老实说，也很富裕)，支撑着各种各样的生意:餐馆、杂货店、五金店、各种各样的专卖店。大多数你想做或买的东西都在步行范围内。
实际上，我生活在一些欧洲人——最著名的是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所说的“15分钟城市”。对于城市学家长期倡导的一个概念来说，这是一个朗朗上口但略具误导性的名字:利用高密度可能性的可步行城市。
现代政治就是这样，唉，它也是一个被卷入文化战争的概念，成为疯狂阴谋论的主题。像往常一样，那些大声喊着“自由”的人实际上是那些想实行高压政策的人，阻止其他美国人以他们不赞成的方式生活。
在谈政治之前，我想先谈谈在15分钟车程的城市里生活，以及总体上的纽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体验过真正城市生活方式的人通常不会明白生活是多么容易。跑腿很简单;因为你大部分地方都是步行去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交通堵塞或停车位的问题。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便利的代价就是要应付持续的噪音和成群的陌生人。但是，尽管南北主干道——我的情况是百老汇、阿姆斯特丹和哥伦布——相当嘈杂，车辆和行人都很多，但小巷比你想象的要安静得多。
那么犯罪呢?人们普遍认为纽约是个危险的地方。周六，唐纳德·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时声称，“就在曼哈顿，发生的杀戮事件之多前所未闻。”然而现实是，纽约是美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毫无疑问，纽约人自己也对大流行期间犯罪率的飙升感到非常不安，但这种飙升可能正在消退，尤其是谋杀率降至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统计数据证明的安全也是城市许多地区的生活经验，纽约人并不表现得好像他们害怕犯罪。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凌晨12点半参加完一个活动，步行回家;到处都是人，没有威胁感。
我在改变宗教信仰吗?嗯,是的。大多数美国人——甚至是那些去过纽约，但除了时代广场的人群之外，几乎看不到别的地方的人——对城市生活的看法都是扭曲的。但是，很少有15分钟城市的倡导者会主张将这种生活方式强加给广大民众。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们愿意，让他们有可能以那种方式生活。
这就是文化战争和阴谋论的由来。
我以前提到过，在美国政治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政客们可以贬低大城市及其居民，但如果有人对农村地区做了同样的事情，那就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特朗普关于犯罪的虚假言论并不罕见。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只有以汽车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或以皮卡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这反过来又助长了阴谋论。要让适合步行的城市成为可能，就需要放松和收紧对城市发展的限制:地方政府必须允许建造更多的多户住宅和多层建筑，同时限制某些地区的汽车交通。
值得注意的是，右翼成功地将放松和收紧监管视为左翼阴谋。
目前受众议院共和党人欢迎的大预算文件花时间支持当地禁止多户住房的禁令，声称这些禁令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美丽郊区”。(如今，即使枯燥的财政文件听起来也像特朗普的演讲。)
至于交通限制，至少有一些右翼人士设法说服自己，这是一个阴谋，目的是把人们锁在自己的社区里，不让他们离开。流行哲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稍微不那么疯狂的评论人士称，交通限制是“专制官僚”制定的计划，目的是规定你可以在哪里开车。
无论如何，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每个人都认为不应该允许你开车——例如，穿过种植的农田——因为这样做会给其他人带来成本。你把车开到市区，给别人造成的交通拥堵更严重的成本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城市驾驶是一种暴政。
当然，这些都不是理性的论证。
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会选择这种步行城市的生活方式，如果这种生活方式广泛普及的话，但肯定比现在的美国人要多得多。不幸的是，城市规划——因为城市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规划——是不满和偏执政治的又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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